登高.賞菊——重陽節(jié)習俗
登高
重陽最重要的節(jié)日活動之一，即是登高。故重陽節(jié)又叫“登高節(jié)”。登高所到之處，沒有劃一的規(guī)定，一般是登高山、登高塔。
早在西漢，《長安志》中就有漢代京城九月九日時人們游玩觀景之記載。在東晉時，有著名的“龍山落帽”故事。據《晉書》中《孟嘉傳》載，九月重陽這天，晉朝大司馬桓溫及參軍大將孟嘉等人登上龍山(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一座山)，孟嘉觀賞山景，連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。桓溫叫人作文笑他，他也不示弱，作文答辯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南朝時，梁人吳均在《續(xù)齊諧記》中記載一個神異的故事：汝南人桓景，隨費長房游學，費長房要他在重陽這天讓家人各作絳囊，盛茱萸系臂，并登高，飲菊花酒，才可免禍。桓景照辦了，才逃脫災禍。這個故事，生動地反映出重陽時人們的避邪除災心理。 當然人們登高也不單是攀登而已，還要觀賞山上的紅葉野花，并飲酒吃肉，享受一番，使登高與野宴結合起來，更有吸引力。如隋時孫思邈《千金方·月令》：“重陽日，必以看酒登高遠眺，為時宴之游賞，以暢秋志。酒必采茱萸、菊以泛之，即醉而歸。”記隋代風俗，已與后世近似。在南宋的《夢粱錄》卷五載：“日月梭飛，轉盼重陽。……是日‘孟嘉登龍山落帽，淵明向東籬賞菊’，正是故事。”南宋韓元吉《水調歌頭·九日》上片：“今日我重九，莫負菊花開。試尋高處，攜手攝展上崔嵬。放目蒼崖萬仞，云護曉霜成陣，知我與君來。古寺倚修竹，飛檻絕尖埃。”描寫了重陽賞菊及登高觀景的韻致。
明清時，北京地區(qū)登高頗盛，《燕京歲時記》云：“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。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提壺攜楹，出都登高。南則天寧寺、陶然亭、龍爪槐等處，北則薊門煙樹、清凈化域等處，遠則西山八處。賦詩飲酒，烤肉分糕，詢一時之快樂也。”不論文人百姓，都喜歡登高后在山上野餐、烤肉食用。有些貴戚富家則帶上幕帳、烤具、車馬、樂器，登高臺、土坡，架起幕帳、桌椅，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，并唱戲奏樂，聽歌看舞。如清末慈禧太后，每年重陽于北海東的桃花山登高、野餐、烤肉，并架藍布圍障，防止閑人偷看。在玉淵潭釣魚臺等處，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。故宮御花園里也有登高之山。
又如廣州地區(qū)，游客多于重陽登上白云山，飲酒賦詩，熱鬧非凡，影響至今。在上海，附近無山丘，便把滬南丹風樓及豫園的大假山作為登高雅集之所，也很熱鬧。至民國年間干脆又登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。而近代的北京香山、山東的牛山、江西南昌的滕王閣等等，也都是登高勝地。尤其是滕王閣，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陽節(jié)時在閣上寫出千古名文《滕王閣序》，更聞名天下。至于湖北江陵龍山上的紀念晉代孟嘉落帽的落帽臺古跡，也吸引著許多游客。
由于重陽為秋節(jié)，節(jié)后草木開始凋零，所以有稱重陽節(jié)野游活動為“辭青”，與三月春游“踏青”之說法相對應。清潘榮陛《帝京歲時紀勝》記：“(重陽)有治看攜酌于各門郊外痛飲終日，謂之‘辭青’。”這也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名稱。
關于登高習俗的起源，有不同的說法：一說可能源于古代對山神的崇拜，以為山神能使人免除災害。所以人們在“陽極必變”的重陽日子里，要前往山上游玩，以避災禍。或許最初還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，后來才逐漸轉化成為一種娛樂活動了。(古代認為“九為老陽，陽極必變”，九月·九日，月、日均為老陽之數，不吉利。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、求長壽的活動，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稱九為“宜于長久”之數。這是明代謝肇制《五雜咀》中的看法。
一說重陽時節(jié)，秋收已經完畢，農事相對比較空閑。這時山野里的野果、藥材之類又正是成熟的季節(jié)，農民紛紛上山采集野果、藥材和供副業(yè)用的植物原料。這種上山采集農民們把它叫做“小秋收”。登高的風俗最初可能就是從此演變而來的。至于集中到重陽這一天則是后來的事。那意思是以此作為一種象征，起點提倡作用，正像春天宜于植樹，人們就定個植樹節(jié)的道理一樣。此外重陽節(jié)期間天氣晴朗，氣溫涼爽，適宜于登高望遠。
賞菊
菊花，又叫黃花，屬菊科，品種繁多。我國是菊花的故鄉(xiāng)，自古培種菊花就很普遍。菊是長壽之花，又為文人們贊美作凌 霜不屈的象征，所以人們愛它、贊它，故常舉辦大型的菊展。菊展自然多在重陽舉行，因為菊與重陽關系太深了；因此，重陽又稱菊花節(jié)，而菊花又稱九花。賞菊也就成了重陽節(jié)習俗的組成部分。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卷八：“九月重陽，都下賞菊，有數種。其黃、白色蕊者蓮房曰‘萬齡菊’，粉紅色曰‘桃花菊’，白而檀心曰‘木香菊’，黃色而圓者‘金齡菊’，純白而大者曰‘喜容菊’。無處無之”。
明代，在《陶庵夢憶》中記載有：“兗州紹紳家風氣襲王府。賞菊之日，其桌、其炕、其燈、其爐、其盤、其盒、其盆盎、其看器、其杯盤大觥、其壺、其幃、其褥、其酒；其面食、其衣服花樣，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，蒸蒸烘染，較日色更浮出數層。席散，撤葦簾以受繁露。”
清代賞菊，如《燕京歲時記》：“九花者，菊花也。每屆重陽，富貴之家，以九花數百盆，架度廣廈中前軒后輕(軒輊，車前高后低叫軒，前低后高叫軒，比喻高低優(yōu)劣)，望之若山，曰‘九花山子’。四面堆積者，曰‘九花塔’。”在《清嘉錄》中記蘇州賞菊活動說：“畦菊乍放，虎阜花農，已干盎（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)百盂擔入城市。居人買為瓶洗供賞者，或五器七器為一臺，梗中置熟鐵絲，偃仰能如人意。或于廣庭大廈堆壘千百盆為玩者，縐紙為山，號菊花山。而茶肆尤盛。”另如《金瓶梅》、《浮生六記》等書中也有賞菊之記載。至今，重陽節(jié)期間，各大公園也仍組織大型菊展，并將菊縛扎成各類動植物，人物等造型，十分美觀。
佩茱萸.簪菊花
重陽節(jié)有佩茱萸的風俗，因此又被稱為“茱萸節(jié)”。茱萸是重陽節(jié)的重要標志。重陽節(jié)時人們還喜歡佩戴菊花。茱萸雅號“辟邪翁”，菊花又名“延壽客”。 茱萸是一種可以做中藥的果實，因為出產于吳地（今江浙一帶）的茱萸質量最好，因而又叫吳茱萸，也叫越椒或艾子，它是一種常綠小喬木，樹幾乎可以長到一丈多高，葉為羽狀復葉，初夏開綠白色的小花，結實似椒子；秋后成熟。果實嫩時呈黃色，成熟后變成紫紅色，有溫中、止痛、理氣等功效。茱萸葉還可治霍亂，根可以殺蟲。《本草綱目》說它氣味辛辣芳香，性溫熱，可以治寒驅毒。古人認為佩帶茱萸，可以辟邪去災。
重陽佩茱萸的習俗在唐代很盛行，人們認為在重陽節(jié)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難消災；或佩帶于臂，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帶，稱為茱萸囊，還有插在頭上的。大多是婦女、兒童佩帶，有些地方，男子也佩帶。重陽節(jié)佩茱萸，在晉代葛洪《西經雜記》中就有記載。除了佩帶茱萸，人們也有頭戴菊花的。唐代就已經如此，歷代盛行。清代，北京重陽節(jié)的習俗是把菊花枝葉貼在門窗上，“解除兇穢，以招吉祥”。這是頭上簪菊的變俗。宋代，還有將彩繒剪成茱萸、菊花來相贈佩帶的。 重陽茱萸其實也和端午節(jié)的雄黃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，目的在于除蟲防蛀。因為過了重陽節(jié)，就是十月小陽春，天氣有一段時間回暖；而在重陽以前的一段時間內，秋雨潮濕，秋熱也尚未退盡，衣物容易霉變。這段時間又是桂花盛開之時，所以民間稱之為“桂花蒸”，這時必須防蟲。茱萸有小毒，有除蟲作用，制茱萸囊的風俗正是這樣來的。
但是在宋元之后，佩茱萸的習俗逐漸稀見了。其變化的因由大概要從重陽節(jié)俗的重心的潛移中去理。重陽在早期民眾的時間生活中強調的是避邪消災，隨著人們生活狀態(tài)的改善，人們不僅關注目前的現實生活，而且對未來生活給予了更多的期盼，祈求長生與延壽。所以“延壽客”（菊花）的地位最終蓋過了“避邪翁”（茱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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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陽最重要的節(jié)日活動之一，即是登高。故重陽節(jié)又叫“登高節(jié)”。登高所到之處，沒有劃一的規(guī)定，一般是登高山、登高塔。
早在西漢，《長安志》中就有漢代京城九月九日時人們游玩觀景之記載。在東晉時，有著名的“龍山落帽”故事。據《晉書》中《孟嘉傳》載，九月重陽這天，晉朝大司馬桓溫及參軍大將孟嘉等人登上龍山(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一座山)，孟嘉觀賞山景，連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。桓溫叫人作文笑他，他也不示弱，作文答辯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南朝時，梁人吳均在《續(xù)齊諧記》中記載一個神異的故事：汝南人桓景，隨費長房游學，費長房要他在重陽這天讓家人各作絳囊，盛茱萸系臂，并登高，飲菊花酒，才可免禍。桓景照辦了，才逃脫災禍。這個故事，生動地反映出重陽時人們的避邪除災心理。 當然人們登高也不單是攀登而已，還要觀賞山上的紅葉野花，并飲酒吃肉，享受一番，使登高與野宴結合起來，更有吸引力。如隋時孫思邈《千金方·月令》：“重陽日，必以看酒登高遠眺，為時宴之游賞，以暢秋志。酒必采茱萸、菊以泛之，即醉而歸。”記隋代風俗，已與后世近似。在南宋的《夢粱錄》卷五載：“日月梭飛，轉盼重陽。……是日‘孟嘉登龍山落帽，淵明向東籬賞菊’，正是故事。”南宋韓元吉《水調歌頭·九日》上片：“今日我重九，莫負菊花開。試尋高處，攜手攝展上崔嵬。放目蒼崖萬仞，云護曉霜成陣，知我與君來。古寺倚修竹，飛檻絕尖埃。”描寫了重陽賞菊及登高觀景的韻致。
明清時，北京地區(qū)登高頗盛，《燕京歲時記》云：“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。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提壺攜楹，出都登高。南則天寧寺、陶然亭、龍爪槐等處，北則薊門煙樹、清凈化域等處，遠則西山八處。賦詩飲酒，烤肉分糕，詢一時之快樂也。”不論文人百姓，都喜歡登高后在山上野餐、烤肉食用。有些貴戚富家則帶上幕帳、烤具、車馬、樂器，登高臺、土坡，架起幕帳、桌椅，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，并唱戲奏樂，聽歌看舞。如清末慈禧太后，每年重陽于北海東的桃花山登高、野餐、烤肉，并架藍布圍障，防止閑人偷看。在玉淵潭釣魚臺等處，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。故宮御花園里也有登高之山。
又如廣州地區(qū)，游客多于重陽登上白云山，飲酒賦詩，熱鬧非凡，影響至今。在上海，附近無山丘，便把滬南丹風樓及豫園的大假山作為登高雅集之所，也很熱鬧。至民國年間干脆又登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。而近代的北京香山、山東的牛山、江西南昌的滕王閣等等，也都是登高勝地。尤其是滕王閣，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陽節(jié)時在閣上寫出千古名文《滕王閣序》，更聞名天下。至于湖北江陵龍山上的紀念晉代孟嘉落帽的落帽臺古跡，也吸引著許多游客。
由于重陽為秋節(jié)，節(jié)后草木開始凋零，所以有稱重陽節(jié)野游活動為“辭青”，與三月春游“踏青”之說法相對應。清潘榮陛《帝京歲時紀勝》記：“(重陽)有治看攜酌于各門郊外痛飲終日，謂之‘辭青’。”這也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名稱。
關于登高習俗的起源，有不同的說法：一說可能源于古代對山神的崇拜，以為山神能使人免除災害。所以人們在“陽極必變”的重陽日子里，要前往山上游玩，以避災禍。或許最初還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，后來才逐漸轉化成為一種娛樂活動了。(古代認為“九為老陽，陽極必變”，九月·九日，月、日均為老陽之數，不吉利。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、求長壽的活動，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稱九為“宜于長久”之數。這是明代謝肇制《五雜咀》中的看法。
一說重陽時節(jié)，秋收已經完畢，農事相對比較空閑。這時山野里的野果、藥材之類又正是成熟的季節(jié)，農民紛紛上山采集野果、藥材和供副業(yè)用的植物原料。這種上山采集農民們把它叫做“小秋收”。登高的風俗最初可能就是從此演變而來的。至于集中到重陽這一天則是后來的事。那意思是以此作為一種象征，起點提倡作用，正像春天宜于植樹，人們就定個植樹節(jié)的道理一樣。此外重陽節(jié)期間天氣晴朗，氣溫涼爽，適宜于登高望遠。
賞菊
菊花，又叫黃花，屬菊科，品種繁多。我國是菊花的故鄉(xiāng)，自古培種菊花就很普遍。菊是長壽之花，又為文人們贊美作凌 霜不屈的象征，所以人們愛它、贊它，故常舉辦大型的菊展。菊展自然多在重陽舉行，因為菊與重陽關系太深了；因此，重陽又稱菊花節(jié)，而菊花又稱九花。賞菊也就成了重陽節(jié)習俗的組成部分。宋代《東京夢華錄》卷八：“九月重陽，都下賞菊，有數種。其黃、白色蕊者蓮房曰‘萬齡菊’，粉紅色曰‘桃花菊’，白而檀心曰‘木香菊’，黃色而圓者‘金齡菊’，純白而大者曰‘喜容菊’。無處無之”。
明代，在《陶庵夢憶》中記載有：“兗州紹紳家風氣襲王府。賞菊之日，其桌、其炕、其燈、其爐、其盤、其盒、其盆盎、其看器、其杯盤大觥、其壺、其幃、其褥、其酒；其面食、其衣服花樣，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，蒸蒸烘染，較日色更浮出數層。席散，撤葦簾以受繁露。”
清代賞菊，如《燕京歲時記》：“九花者，菊花也。每屆重陽，富貴之家，以九花數百盆，架度廣廈中前軒后輕(軒輊，車前高后低叫軒，前低后高叫軒，比喻高低優(yōu)劣)，望之若山，曰‘九花山子’。四面堆積者，曰‘九花塔’。”在《清嘉錄》中記蘇州賞菊活動說：“畦菊乍放，虎阜花農，已干盎（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)百盂擔入城市。居人買為瓶洗供賞者，或五器七器為一臺，梗中置熟鐵絲，偃仰能如人意。或于廣庭大廈堆壘千百盆為玩者，縐紙為山，號菊花山。而茶肆尤盛。”另如《金瓶梅》、《浮生六記》等書中也有賞菊之記載。至今，重陽節(jié)期間，各大公園也仍組織大型菊展，并將菊縛扎成各類動植物，人物等造型，十分美觀。
佩茱萸.簪菊花
重陽節(jié)有佩茱萸的風俗，因此又被稱為“茱萸節(jié)”。茱萸是重陽節(jié)的重要標志。重陽節(jié)時人們還喜歡佩戴菊花。茱萸雅號“辟邪翁”，菊花又名“延壽客”。 茱萸是一種可以做中藥的果實，因為出產于吳地（今江浙一帶）的茱萸質量最好，因而又叫吳茱萸，也叫越椒或艾子，它是一種常綠小喬木，樹幾乎可以長到一丈多高，葉為羽狀復葉，初夏開綠白色的小花，結實似椒子；秋后成熟。果實嫩時呈黃色，成熟后變成紫紅色，有溫中、止痛、理氣等功效。茱萸葉還可治霍亂，根可以殺蟲。《本草綱目》說它氣味辛辣芳香，性溫熱，可以治寒驅毒。古人認為佩帶茱萸，可以辟邪去災。
重陽佩茱萸的習俗在唐代很盛行，人們認為在重陽節(jié)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難消災；或佩帶于臂，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帶，稱為茱萸囊，還有插在頭上的。大多是婦女、兒童佩帶，有些地方，男子也佩帶。重陽節(jié)佩茱萸，在晉代葛洪《西經雜記》中就有記載。除了佩帶茱萸，人們也有頭戴菊花的。唐代就已經如此，歷代盛行。清代，北京重陽節(jié)的習俗是把菊花枝葉貼在門窗上，“解除兇穢，以招吉祥”。這是頭上簪菊的變俗。宋代，還有將彩繒剪成茱萸、菊花來相贈佩帶的。 重陽茱萸其實也和端午節(jié)的雄黃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，目的在于除蟲防蛀。因為過了重陽節(jié)，就是十月小陽春，天氣有一段時間回暖；而在重陽以前的一段時間內，秋雨潮濕，秋熱也尚未退盡，衣物容易霉變。這段時間又是桂花盛開之時，所以民間稱之為“桂花蒸”，這時必須防蟲。茱萸有小毒，有除蟲作用，制茱萸囊的風俗正是這樣來的。
但是在宋元之后，佩茱萸的習俗逐漸稀見了。其變化的因由大概要從重陽節(jié)俗的重心的潛移中去理。重陽在早期民眾的時間生活中強調的是避邪消災，隨著人們生活狀態(tài)的改善，人們不僅關注目前的現實生活，而且對未來生活給予了更多的期盼，祈求長生與延壽。所以“延壽客”（菊花）的地位最終蓋過了“避邪翁”（茱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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