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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，清政府舉行一次會試、殿試，寶應劉啟瑞考取三甲第五名，成為寶應歷史上的一名進士。
       劉啟瑞（1878～1961），字翰臣，號韓齋。寶應劉氏至清末科舉特盛。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劉氏一門中了三個進士，其中劉岳云即啟瑞之父，另兩位啟彤、啟襄為啟瑞族兄。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啟瑞族兄啟端、奉璋又中進士。劉岳云師出揚州學派后期代表人物成孺之門，學貫中西，著作等身，曾經“授國子諸生數學”、“主尊經書院”，官至浙江紹興府知府。劉啟瑞中進士后，官內閣中書，截取以同知用。宣統改元，與章梫（新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文晉的祖父）同校《德宗實錄》。清亡后去職隱于家。
       寶應為漢唐舊縣，歷史上名家迭出。然而因為地當江淮要沖，數罹兵燹，故而典籍亦零落無多。但自明開國以來，寶應世家大族以文章經術繼興，搜、藏文獻者代不泛人，且明清鼎革之際，寶應又沒有受到沖擊，遂蔚為一文獻大縣。其中又以朱、喬、劉三家為最。劉啟瑞歸隱后承先賢遺緒，以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，使許多瀕于失傳的文獻得以存世，如名藏書家傅增湘著錄的宋本《武經龜鑒》、紹興本《臨川先生文集》、宋刊《觀史類編》、宋刊《郎注陸宣公奏議》等，以及邑人喬可聘的《喬御史集》、喬崇讓的《西浦圖》、劉寶楠的《寶應文征》等。然而沒想到這卻引來了一段公案。
       這段公案由劉啟瑞的兒子劉文興引起。劉文興（1910～1960），字詩孫，1933年畢業于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，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沈兼士（沈尹默之弟）所賞識。當時沈先生正打算完成自己的多年宿愿，編纂《廣韻聲系》，遂聘劉文興參與，于是劉文興被調入輔仁大學研究所任編輯。在《廣韻聲系》長達九年的編纂中，劉文興從開始時加入到1940年離職，前后達八年，而沈先生聘請的另兩位編輯，只參與了一頭一尾各一年左右的時間，因此可以說，沈先生的這部巨著，劉文興是最主要的編纂者。解放后，劉文興進入蘭州大學中文系治中國古典文學。1957年由于在鳴放會議上說了一句話：“印把子你們掌著，我們有什么話好講？”被打成極右分子，開除公職回原籍勞動。1960年10月25日因貧病交迫，不幸早早離開人世，年僅五十一歲。二個多月后劉啟瑞離世，時年八十四歲。
       這段公案的經過是：宣統元年，醇親王載灃攝政，令人在內閣大庫找清初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典禮檔案，沒想到卻被劉啟瑞找到一冊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及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。這可真是想要的沒找著，不想要的卻蹴上臉來，也許這才是有人以庫里舊檔無用為由請旨焚毀得允的真正原因，《太后下嫁詔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幸運的是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被人挾帶出來，“越一年，始見諸廠肆”，劉啟瑞“亟購存之”。1946年，因為生計所迫，劉家不得不將此書出售“以易米”。劉文興戀戀不舍，撰《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》一文，追敘此書來歷及發現《太后下嫁詔》事，刊登于1947年《中央日報•文史周刊》的第35 期。此文一出，猶如在學術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，認可者及質疑者均不乏學術名家。但隨著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，廣大學者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新中國的建設，關于太后是否下嫁的爭論也就逐漸被學者們淡忘了。直到1981年，學者熊克在《四川師范學院學報》發表《清初〈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〉原本題記》一文，劉文興的舊作才又一次成為熱點。其中質疑最力的為萬依先生，他在《清代宮廷史》一書中，以對劉文興早年朋友朱家溍先生的訪問為由，認為所謂《太后下嫁詔》只不過是劉文興開的一個玩笑。其實即使從萬依先生的轉述看，他的觀點也嚴重地誤解了朱先生的語意。當代著名的清史、滿族史專家王鐘翰先生就說：“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原本被保存下來，既有其書而非偽造，那么，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，亦必有其詔，或有再被發現之一日，即使它永遠失落，不可復得，我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。”
       直到此時，這段公案還在學術爭論的范圍內，但后來的發展就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了。有人竟然附會出劉家在內閣大庫偷書的奇談，詆毀劉啟瑞父子的學識和人品，甚至懷疑劉文興的學者身份。早在明代，寶應的朱應登、朱曰藩父子就藏書極豐，朱應登曾將家藏書籍分半贈予鄰邑的吳承恩，助其成為一代文學大家，朱曰藩則搜集整理出了南北朝時文學大家庾信的《庾開府集》。到了清代，喬可聘曾遍讀宋元明諸儒之書，其子喬萊更是文采風流，極一時之盛，湯右曾、方苞等年輕時都曾在喬家課讀諸子甚至受到提攜，揚州學派先驅之一的王懋竑，也是讀了喬家藏書才成為一代學術大師。難道這些書都是“偷”來的？劉文興在北京大學就讀時，便編著了《劉端臨（臺拱）先生年譜》，刊登于北京大學《國學季刊》，任職輔仁大學后又編著了《劉楚楨（寶楠）先生年譜》，刊登于《輔仁學志》。劉臺拱、劉寶楠分別為揚州學派早期和中期的代表人物，因此這兩部書現在已經成為治“揚學”者案頭必備。此外，劉文興還撰有《北宋本〈文選〉校記》、《宋本〈唐鑒〉校記》，分別刊登于《北平圖書館館刊》、《中法大學月刊》，未刊的則有《射陽古甓考》、《食舊德齋收藏金石錄》，故1934年容庚先生成立考古學社，劉文興是早期社員之一。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），由于沈兼士先生過問，劉文興將《皇父攝政王起居注》抄錄副本送故宮博物院排印。孟森先生以為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官，前此不應有之，故未經告知即改書名為《多爾袞攝政日記》，而劉文興則認為：“此乃明末降臣所為，因襲明制，固未可以常制論也。”憑心而論，僅此而言，劉文興的史識當在孟森之上。1940年，在助沈先生編纂《廣韻聲系》之余，劉文興還發表了《論隋唐間之楚音》，論述楚音在方音中的特征，推求隋唐間楚音之材料、方法、結果等，現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。族祖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刊行后，子恭冕續作《論語正義補》，未及潤飾刊印而卒，文興編輯此稿，不加擅改，使得劉氏《論語》之學相傳數世。所有這一切，均可見劉文興之學識、人品。故而朱家溍先生雖質疑劉文興學術觀點，卻也承認其學術研究態度非常嚴謹。對于這樣一位前輩，我們又有什么資格去懷疑他的學者身份呢？
       1979年，劉文興得到平反昭雪，而此時距劉啟瑞父子去世已將近二十年了。當年與劉文興一起被打倒的學者，平反后許多人都成為了大師級的人物。每念及此，不得不為寶應這位進士及其傳人的一生遭際而欷歔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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